“巴黎协议”:虽然艰难但别无选择

时间:2019-05-27

  “中国是第一个提出自主减排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到今年几乎全球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了自己的行动目标。此次巴黎协议将从以往自上而下的模式变为自下而上的模式。从外交的角度讲,这种模式的演变是很大的变化,所以巴黎会议将具有里程碑意义。”

  其次,配额交换制度遭到质疑,如何资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成为关键问题。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关于气候变化谈判的主要内容“配额交换制度”之所以遭到质疑,主要是以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可能接受任何阻碍经济发展的减排目标,然而应对气候变化又需要这些国家的参与。因此,发达国家除了要履行《哥本哈根协议》所作承诺,即到2020年每年筹资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采用清洁能源,以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外,还需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对2020年后减排力度高于此前水平作出承诺。

  “我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发出明确的信息:巴黎会议的成功取决于你们。现在到了我们运用常识、作出让步和达成共识的时候了,也到了放眼国家利益以外的天地和把共同利益放在首位的时候了。世界各国人民以及后代子孙期望你们拥有远见和勇气,抓住这一历史性的机遇。”

  “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一大年度排放大国,还不是累计排放的大国。但若不采取行动,在未来10到20年可能会成为累计排放大国。如果我们现在采取低碳发展的策略,坚持生态文明,就会有所改变;如果迟疑,我们就可能错过历史发展机遇。”

  此次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能否取得实质进展,最终能否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现在预料还为时尚早。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日前表示,“应对气候变化离不开全球每个人的努力与奉献”,“进一步加强全球合作是应对这一全球共同挑战的唯一出路”……可见,无论成功与否,这些理念都必须成为世界各国不断加深的共识。当然,如果能像法国外交与国际发展部长法比尤斯所强调的那样,“虽然异常艰难,但别无选择,必须成功”,就更好了。

  首先,各国往往考虑自身利益多于全球共同利益,对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分歧长期存在。在国家间发展差距依然较大的当下,经济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始终是发展中国家最紧迫的任务。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累积起来的,发展中国家若减少碳排放,就必须放缓经济发展的步伐,并为此承担巨大的民生成本。因此,能否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至关重要,这一方面取决于各国的政治意愿,另一方面要看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达成的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据悉,6月11日在德国波恩结束的2015年第二轮联合国气候谈判中,196国代表已达成共识,承诺在巴黎会议开幕前拿出先行方案,一定程度上在国家层面表明了减少排放的决心和具体行动,同时也是希望通过各国透明的自主方案来加强互信,推进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这是个好信号。

  最后,尽管部分国家态度积极,但毕竟各国态度不一。目前,已有超过160个国家在大会准备阶段就陆续向联合国提交了针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减排贡献”方案,形成全球协议的基础,将原本集中在两周之内的工作压力分散到会议召开前的几个月。各国的行动计划无一不体现了世界各国大幅消减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推动全球经济去碳化的决心。但这些并不能掩盖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各成员国围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讨论应对气候变暖的减排安排已经进行了20年之久,至今仍有不少国家态度暧昧,行动迟缓,甚至摆出“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姿态。

  “巴黎大会的意义在于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方向,让更多人认识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并思考如何作出相应调整;在于向世界发出信号:人类对地球的未来要有负责任的态度,要把世界放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绿色低碳转型的轨道上来。”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中国作出的自主贡献方案安排都要确保完成。如果想再进一步提高目标,可能需要更多努力。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谈判建立一种激励机制,全球一起努力。”

  此次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中心任务,其实也是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预定目标。只是因为那次大会争议太大,难以统一,因此被认为“非常失败”。如今,几年过去了,签约的条件似乎成熟了许多——气候变化加剧,科学研究深入,人们开始重视,中美等大国积极行动起来……但这是否意味着巴黎气候大会就势在必得?

  再次,使用效率、成本或资源构成等因素大大限制了清洁能源的广泛使用。能源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而化石能源的排放占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绝大部分。既要确保世界经济增长、解决70多亿人的衣食住行,又要顾及各国不同国情、逐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使用低碳和可再生能源是出路,但一国的能源结构涉及因素太多,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做到。

  “欧洲必须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并对情势的严峻性保持清醒的认识。巴黎气候大会将成为欧洲‘拯救地球的最后机会’。在人类历史上,这是失不再来的机会,我们为未来20年制定的路线至关重要。”

  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举世瞩目。会议的中心任务是促使196个缔约方(195个国家+欧盟)达成一个关于2020年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多边协议,以敦促各国积极行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风险,确保地球升温不超过工业革命前2摄氏度。

  “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努力值得赞扬。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通过‘国家自主贡献’等方式作出了重大承诺,还宣布将出资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反观发达国家,虽然作出了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援助的承诺,但目前这个承诺与落实之间还存在巨大差距。”

  达成共同协议,意味着承诺和付诸行动。由于各国地理、历史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存在着极大差异,即使只是求同存异,其中的困难也可想而知。从1992年的里约气候大会,到东京、海牙、布宜诺斯艾利斯、哥本哈根、坎昆、多哈、利马和华沙,全球各国领袖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不断聚首讨论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对人类活动造成的排放导致气候变化的逻辑,各国皆有共识,但是具体到如何让各方就应对方式达成一致并履行责任,就不那么简单了,气候谈判随之进入最艰难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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